廣東是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發祥地

廣東自漢代形成和確立為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發祥地始，至清朝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，二千年來一直是（元代除外）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始發地，而省會廣州則是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第一大港重要港口，歷久不衰。

1.徐聞、合浦是漢代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始發港

按《漢書》卷28下《地理志》的記載，漢武帝于元鼎五年（前112年）平定南越后，大約于元鼎六年至后元二年（公元前111~87年）期間，派出屬于黃門（皇帝近侍）的譯長與應募者組成的官方船隊，攜帶“黃金雜繒”等物品，從徐聞（今徐聞縣五里鄉的二橋村和仕尾村地帶）、合浦三汊港（今廣西合浦縣乾江圩附近）出海，沿著中南半島沿岸航行，到都元國（今印尼蘇門答臘西北部馬寨河附近）、邑盧沒國（今緬甸舊浦甘城），黃支國（今印度南部海岸的馬德拉斯市），最后抵達已程不國（今斯里蘭卡），全程約3500~5300海里。這是中國以絲綢出口貿易的“海上絲綢之路”最早的航線記載。

到了東漢桓帝延熹九年（166年），大秦（東羅馬，今地中海東岸的土耳其、敘利亞至埃及一帶）國王馬·奧·安東尼努斯派遣使臣沿著西漢開辟的“海上絲綢之路”，從日南徼外經廣東進入中國，向東漢王朝“進獻”象牙、犀角之類的商品，從而開辟了廣東至東羅馬的航線，中國史料記載稱：“（大秦）與安息、天竺交市于海中，利有十倍，..其王常欲通使于漢，而安息欲以漢繒纟采與之交市，故遮閡不得自達。至桓帝延熹九年，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、犀角、玳瑁，始乃一通焉”。外國資料也有記載廣州與羅馬通商貿易的情況：“中國與羅馬等西方國家之海上貿易，要以廣州為終點；蓋自紀元三世紀以前，廣州即已成為海上貿易之要沖矣。”由上述可知，西漢時從徐聞、合浦出海的船舶已航達南亞次大陸南端的斯里蘭卡；東漢時則直航至紅海的大秦的阿利舟港（今馬薩瓦港附近），從而形成了橫貫亞、歐、非三大洲的東西方“海上絲綢之路”。這是中西交通史的偉大壯舉。

2.魏晉南北朝時期廣州成為“海上絲綢之路”始發港

吳黃武五年（226年），孫權分交州合浦以北的南海、蒼梧、郁林、高梁四郡立為廣州。廣州開始正名。西晉太康二年（281年），大秦遣使來中國京城洛陽，即循海道而來廣州上岸，史載：“惟太康二年，安南將軍、廣州牧騰侯作鎮南方，..俄而大秦國奉獻琛，來經于廣（州），眾寶既麗，火布尤奇”。到了南朝宋、梁、陳均定都南京，使廣州獲得對外貿易的機遇。于是，外國的貢使、商人和僧侶紛至沓來廣州貿易和播道。元嘉七年（430年），譚曼陀國（今印尼蘇門答臘島）國王向宋文帝上表稱：“伏愿圣王，遠乘覆護，兼市往反，不為禁閉，..愿來力廣州時遣舶還。”南齊永明二年（484年）“扶南王姓忄喬陳如，名阇耶跋摩，遣商貨至廣州。”與此同時，中國名僧法顯、李勇和天竺僧人亦取海道“于南天竺泛海達廣州”。 這就說明，兩晉南北朝時（265~589年），廣州已取代徐聞、合浦港口而成為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始發港了。

3.隋、唐、宋時期廣州發展為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第一大港和世界東方大港

隋唐宋歷朝政府實行“開懷納戎，張袖延敵”的開放貿易政策，使海外貿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。隋煬帝繼位后即派遣常駿、王君政從廣東出發往赤土國（今馬來西亞吉打）貿易。“煬帝即位，募能通絕域者，..大業三年，屯田主事常駿、虞部主事王君政等，請使赤土。帝大悅，賜駿等帛各百匹，時服一襲，而遣赍物（絲綢）五千段，以賜赤土王。其年十月，駿等自南�？こ酥�，..至于赤土之界”。

唐代天寶十年（751年），與怛邏斯交戰，唐軍大敗，勢力退出中亞，加之天寶十四年（755年）發生安史之亂，使陸上絲綢之路中斷。于是，廣東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往來貿易空前繁榮。貞元年間（785~804年），地理學家賈耽在《皇華四達記》一書記述唐代從廣州出發的“海上絲綢之路”航線有兩條：一條是通往日本；另一條是通往波斯灣的末羅國（今伊拉克巴士拉港）。后者稱為“廣州通海夷道”。此航線又分為東西兩條航道：東航道從廣州起碇后，途經門毒國（今越南芽莊）、古笪國（今越南慶和省一帶），過馬六甲海峽，到羅越國（今馬來亞半島南部）、佛逝國（今印尼蘇門答臘巨港）、訶陵國（今印尼爪哇島）、婆露國（蘇門答臘西岸）、獅子國（今斯里蘭卡），再而行至提羅盧國（今伊朗河巴丹）、烏刺國（今幼發拉底河俄婆拉），最后抵達末羅國（今伊拉克巴士拉港）；西航道自廣州起航后，到阿拉伯海沿岸、亞西灣和紅海，終點仍是巴士拉港。全航程經過多個國家和地區，全長為14000公里（今縮短為10320公里）。這是16世紀以前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，標志著廣東（也是中國）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先進地位。從此，廣州成為聞名全世界的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和世界東方大港。

其時來廣州旅游的阿拉伯地理學家，伊本·考爾大貝在其著《道里幫國志》一書中，記載了阿拉伯商人到廣州貿易，稱廣州為廣府是中國最大的港口。于是前來廣州貿易之“國以百數”計。真是“連天浪靜長鯨息，映日舶多寶舶來”。據史料記載，開元年間（713~741年），停留在珠江中的商船：“有婆羅門、波斯、昆侖等舶，不知其數；并載香藥、珍寶，積載如山。其舶深六七丈。獅子國、大石國、骨唐國、白蠻、赤蠻等往來居（�。�，種類極多”。到了大歷年間（766~779年），來廣州貿易的外國商船更多了。據著名交通史專家張星估計，每日有11艘，全年到港者達4000艘次，商人達到80萬人次’；“外國之貨日至，珠香、象犀、玳瑁、奇物溢于中國，不可勝用”(。至唐末，廣州已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城市，住在番坊的外國人數達到12萬至20萬之多。波斯人從廣州販運回去的絲綢，除供應本國民眾消費外，有一部分販賣到非洲。五代時，中國紛爭割據，但廣東經濟自成一體，獨立發展。因此，仍然招徠外商貿易和鼓勵廣商下海。使廣州對外貿易仍繼續繁榮。

兩宋時期，政府仍然推行對外開放貿易政策，而且一改唐代坐等外商前來廣州貿易的被動策略，采取主動走出去貿易的方法，大力發展對外貿易。北宋雍熙四年（987年），宋政府特派內侍8人，分為四綱（隊）從廣州出發“往南海諸蕃國”招商貿易。所以“廣州..珍貨大集”，“寶貝叢湊”!。因此，自北宋至南宋前中期，廣州仍然是中國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第一大港，和正式設置市舶司的最重要港口。呈現出“多蕃漢大商”、“珍貨大集”、“舶船歲至”和“外國香貨及海南旅客所聚”" 的一片外貿繁榮景象。而且是進口（乳香）最多的一個港口，史稱：“《備對》所言，三州市舶司乳香三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九斤，其內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，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，而廣州所收者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三斤。雖是三處置司，實是廣州最盛也。”

按此，廣州市舶司博買的乳香數占三地總額的98%，從而使廣州市舶司的課稅收入“倍于他路”，達到12萬緡。 當時，從外國輸入廣州的商品以香藥為多，其次是海產品、金屬、動物、木藤品等；從廣州輸出到50多個國家的商品，以絲綢為大宗，其次是陶瓷制品和茶、糖、酒等副食品。

4．元代廣州屈居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第二大港

南宋遷都杭州，政治中心向東南轉移，對于與杭州密邇的泉州崛起并與廣州競爭對外貿易大有裨益。因此，南宋末年至元初，廣州雖然保持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第一大港的地位，但卻面臨泉州的挑戰。元朝中葉以后，隨著元朝社會經濟、政治偏向東南發展，泉州逐漸取代廣州而成為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第一大港，廣州只好屈居其次了。但是廣州仍不失為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繁榮港市。據元人陳大震于大德年間（1297~1308年）所撰的《南海志》一書記載，來廣州貿易的國家和地區有140多個，占元代全國外貿“涉及國家和地區達220余個”的64%，很多貨物都集散于廣州，史稱：“海外真臘、古城、流求諸國蕃舶歲至，象、犀、珠、璣、金、貝、名香、寶布，諸凡瑰奇珍異之物寶于中州者，咸萃于是（廣州）。”所以，廣州仍然呈現出一片外貿的繁榮景象。正如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于至治二年（1322年）到廣州旅游所看到的情景所說：“該城有數量極龐大的船只，以致有人視為不足信。確實，整個意大利都沒有這一城市的船只多。”

另一個旅游家阿拉伯人伊本·白圖泰在至正元年（1341年）來廣州游覽之后所寫的《游記》一書，也為廣州的繁榮而為之驚嘆：“秦克蘭（廣州）城久已慕名，故必須親歷其境，方足顧所望。..余由河道乘船而往，船之外觀，大似吾國戰艦，..秦克蘭城者，世界大城中之一也。市場優美，為世界各大城所不能及。其間最大者，莫過于陶瓷物。由此，商人轉運瓷器到中國各省及印度、夜門”。

5．明至清前期廣州是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環球貿易的惟一大港

明代朱氏政權，一反中國歷代對外開放的政策，實行“時禁時開”的海禁政策。但對廣東則實行比較靈活的政策，“洪武初，令番商止集（廣州）舶所”。到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，在撤銷浙江和福建兩市舶司而禁海時，又僅允存廣東市舶司對外貿易，于是廣州成為中國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惟一開放對外貿易大港。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年），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澳門后，迅速發展成為廣州對外貿易的外港和東西方國際貿易的中繼港，把廣州與國際貿易緊密聯結起來。隆慶元年（1567年）實行部分開海貿易政策后，“廣州幾壟斷西南海之航線，西洋海舶常泊廣州”。到了清朝，政府于順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后五次頒布禁海令，和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后三次下達遷海令，實行海禁政策；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又宣布撤銷江海關、浙海關和閩海關，但對廣東仍然實行特殊政策，決定將來“夷船只許在廣東收泊貿易”，保留粵海關管理對外貿易事務。這樣一來，使具有深厚的對外貿易歷史底蘊的廣州重新恢復青春，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惟一大港，而泉州卻因失去元代距離政治中心近的優異條件，加上港口經濟腹地小和晉江航道失修淤塞等原因，使貿易一蹶不振，淪為一個地方的小港口。于是，明清兩代，廣州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貿易比唐、宋時期獲得更大的發展，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環貿易，并且一直延續和保持到鴉片戰爭前夕而不衰。

明清時期，從廣州起航的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航線有：（1）廣州———澳門———長崎航線；（2）廣州———澳門———果阿———里斯本航線；（3）廣州———澳門———馬尼拉———墨西哥航線； （4）廣州———澳門———帝汶航線；（5）廣州———紐約航線；（6）廣州———俄羅斯航線；（7）廣州———澳洲航線。于是從廣州起航到世界各國貿易的商船大為增加，據統計，從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二十二年（1684~1757年），去日本貿易的商船總數達到3017艘。外國商船來廣州貿易更是不可勝數。據有關資料統計，康熙二十四至乾隆二十二年（1685~1757年），歐美各國到廣州貿易，在明代主要是購買中國的生絲和絲織品等；到了清代，主要是購買茶葉，其次才是絲織品和土布等。進出口貿易商品量值不斷增加，據統計，雍正七年至乾隆二十二年（1729~1757年），向粵海關納稅后貿易商品總值達到4548825銀兩；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七年（1758~1937年）增至4227168950銀兩。如此之多的外國商船和商品來廣州進行貿易，使珠江岸邊的廣州呈現出一派外貿繁榮的景象。英國人威廉·�？硕紴橹�驚奇，而抒發廣州珠江的商船可以與倫敦泰晤士河相比美的感嘆：“珠江上船舶運行忙碌的情景，就像倫敦橋下泰晤士河，不同的是，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還有大帆船，在外國人眼里再沒有比排列在長達幾哩的帆船更為壯觀的了。”而且，外國商人認為在廣州做生意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好做。正如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英國議會對在廣州進行貿易的商人進行調查后得出結論說：“絕大多數在廣州進行貿易作證人都一致聲稱，廣州的生意幾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好做。”

鴉片戰爭，中國失敗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，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《南京條約》之后，中國開放了廣州、廈門、福州、寧波、上海五個港口為對外通商口岸，加上香港割讓給英國等原因，因此外國商人不再集中在廣州做生意了。于是廣州的外貿逐漸走下坡路，大約到咸豐三年（1853年），廣州在“海上絲綢之路”上的第一大港的地位為上海港所取代。正如馬克思所說：“五口通商和占領香港僅僅產生了一個結果：貿易從廣州轉移到上海”。雖然如此，但廣州仍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，據統計，同治十六年至光緒二十年（1877~1894年），廣州進出口貿易商品量值仍占全國各港口進出口貿易商品量值的10%~13.4%;1926年占10.16%；1949年占21.42%。

縱觀廣東“海上絲綢之路”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軌跡，顯而易見，它是中國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發祥地，地位實居首要，而且長盛不衰。從某種意義說，一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，就寫在廣東的記錄上。